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作家》在1999年的最后一期进行了创刊15年来的一次大胆探索：以整本30多万字的篇幅隆重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调查古井贡》。这部被文学评论家和作家誉为“真正的报告文学”的作品，一经推出便受到文学界、经济界及读者的高度评价和重视。近日，记者采访了《调查古井贡》的作者都沛和杨小凡。
问：由于广告文学充斥市场，表现经济领域活动的报告文学创作似乎已形成“表扬稿”的模式，并不为读者及评论家看好，能谈谈你们当时的创作初衷吗？
答：采访古井贡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受中国对外贸易杂志社的委托去采访，通过大量素材的掌握，发现了许多鲜活的东西，我们感觉到了古井人有别于其它群体的那种精神、力量、热情以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执着与困惑，使我们感到有责任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因为这个企业是改革开放20年来国有企业最典型的代表。
现在，中国作家杂志、包括一些评论家及有关媒体都对《调》进行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是为写经济领域活动的报告文学正了名，其实这并不是我们创作时的想法。他们这样说，我们觉得很荣幸。作家的责任是写出作品，怎样评论是别人的权力，我们只是按照文学的规律，作家的良知、责任来写的。因为我们作者无求于这个企业，杂志社无求于这个企业，所以我们就能力求不糟蹋报告文学这一式样，没把报告文学糟蹋成为经济活动的“三陪女”。
问：由于把企业放在中国复杂的社会层面上去写，《调查古井贡》被评论家称为是“丰厚的报告文学”。在采访过程中，你们是怎样挖掘这种深层次的关于精神和灵魂的东西的？
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带着一个结论到生活中去寻找证据、搜集素材已成为企业报告文学创作的思维定式，写企业的报告文学可以说因此而进入了一个千人一面的死胡同。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始终要求自己摆脱那种观点先行、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力求从人学的角度，从社会大背景，从企业的发展轨迹和企业家的心路历程入手，来表现企业发展中的艰难与困惑，来展示企业家成功与失误带来的启示。同时，我们力求本着既让生活本身来说话，又找寻生活表象后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间的深厚联系的原则去写作。这也是我们对报告文学的一种理解。
我们认为古井贡的当家人王效金很有气魄，愿意让作家自由地研究古井贡，自由地写古井贡，自由地写他本人，要求写活古井贡；而且企业不审稿。他希望写出完全不同于其它报告文学的作品，通过对古井贡的剖析把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写得厚重些，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不怕争议，更不怕非议，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充分地表现企业界，这是很不容易的。
问：文学即人学，按照文学的规律去写企业关键是要写好人。评论界普遍认为《调查古井贡》这部作品在刻画人物方面是十分成功的，那么，在创作过程中，你们是如何把握人物的呢？
答：如果说王效金及其他人物刻画得还算成功的话，这不全是我们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生活本身提供了这样的典型人物。王效金是一个有光辉，也充满复杂与悖论的人物，我们在写作时尽量用真实的细节说话，使读者通过细节的解读和理解他这个人，从而使王效金成为一个可触摸、有血有肉的人。精英人物也首先是人，这是普通人的一面，没有了作为普通人的一面的精英就是神了。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精英也是人啊，过去宣传出来的精英多是普通人只可仰视、谈论而不能类比的神。我们力图让生活的真实，让王效金其人就出现在读者之中。他有狡黠、有凶悍、有决断、有困惑、有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败走麦城、有吟风赋月的高雅也有张口骂娘的俗庸，他也要恋爱，要有七情六欲……总之，我们没有把他拔成高大全式的神，只是根据自己对生活、对这个人的一种接受和观照进行了文学加工。
古井贡有一句广告词：“做酒如做人，贵在一个真”，我们就抓真实的东西。现在报告文学有一些概念的东西，人为地加了些框框，歌颂的多，水份多，这种水份不容易使人接受。我们尽量地减少水份，增强真实性、可读性。只有这样，才能拉近报告文学与读者的距离。
问：报告文学曾在八十年代中期步入繁盛期，此后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势头。但渐渐地这种文体因一些创作的广告化而与读者日渐疏离。你们认为表现经济领域活动的前景如何呢？
答：报告文学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样式，不论对哪一个领域来说都是这样。写经济领域的东西更能直观且及时地反映社会，报告文学在社会改革浪潮中是最坚定、最具冲击力的文学样式，最有发展前途。
中国的经济是靠企业家、科学家等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支撑着，如何把这些人在文学表述上做好，是文学家的责任和义务，也是社会的需要。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挺直腰杆地承担起义务。《调查古井贡》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如果有人不适应也很正常，随着以刻画人物为主、可读性强、故事性强的报告文学不断出现，并逐渐形成一种品牌，人们对于报告文学的偏见会逐渐消失。
